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我将离去绍兴的一个月以前，那个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终于去世了。他的顽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顶不行者是假道学，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来，特别是关于女色方面，所以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中间，著者“观鱼”是椒生公的胞侄，也只有感慨的说道： “但他到了将近古稀的时候，突然的变了，一反以前的道学面孔，竟至沦于荒谬。”他的儿媳本来并不是怎么的好，现在却更为家人所看不起，于二月廿一的夜里死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死的，入殓的时候亲丁都藉口避忌，躲了开去，只剩下我们几个疏远的本家在场送殓，“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辈，人甚洒脱有趣，看见入殓时无人给死人“捧头”，这本是儿子的职务，他就笑着自告奋勇说： 我将启行的前两天，第五中校的同事十四人为我饯别于偏门外快阁的花园。饯行也是平常的事，似乎不值得记，我在这里记的是那地方，因为据今人尹幼莲在《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里所说： 丁巳年（一九一七）三月廿七日晚，我从绍兴启行，同了我的兄弟和工人王鹤招坐了一只中船，到曹娥埠去。绍兴城至曹娥是一站水路，这是在曹娥江东边，渡江便是上虞县界，地名百官，据传说是虞舜的典故，那时浙江铁路才造了一段，从宁波通到百官镇。我往北京去，这样的走法，目的是顺路从宁波过，一看伯升叔，他在联鲸军舰上任“轮机正”，便是俗语说的“大伡”，那时正停泊在宁波。我们于次日廿八日晨到曹娥，就过江在百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