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风暴的余波

上面关于风暴讲的很多，但是我个人只受到了一点，后来差不多就淡忘了。我在杭州的一年多，经常在祖父的身边，也并不觉得怎么严厉，生活过的还好，原想后来再去的。己亥年冬天，对于自己的游荡很不满意，十月三十日日记有“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的话，十一月十二日项下记云： “忽作奇想，思明春往杭州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次年三月廿一日阮元甫来，云欲往杭，予以河水涨暂不去。至四月初二日发杭州信，使阮元甫初六来接，至期已收拾行李什物，而等候阮元甫不至，事遂中止。不料事情才隔半年，家中情形又复发生极大变化。介甫公自癸巳入狱，关在杭州八年，终于辛丑年（一九〇一）正月里奉旨准其释放，回到家里来了。这件事是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明，因拳匪闹事时，在刑部狱中的犯人都已逃了出来，可是到事平的时候又自去投首，刑部遂奏请悉予免罪，薛公乃援例推广，把在杭州的介甫公也拉了进去，请准一律释放，这里明系有人情关系，虽然介甫公不曾自去活动，或者薛公因为是秦人，性情厚道的缘故，顾念年谊，所以肯这样的援手的吧。虽然后来介甫公偶尔谈到薛允升，仍然说他乃是胡涂人，他平常总说“呆皇帝，昏太后”的，那么那种批评也是难怪的，不过薛公的“出力不讨好”的做事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吧。 祖父在离家八年之后回来，当然是一件大可喜事，但是这中间只隔了十二三日，到了二月初五日家里的大风暴却又即开始了。是日记载道： 正月廿七日得到杭州的信，知道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