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及十年的中外战争。有了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待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作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提雅廷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未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她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及十年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定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木里裴岳幅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八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