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月九日的国耻

第一节 五口通商以来外交上形势的回顾 俄蒙、英藏的交涉，已述如前。然而这还不算外交上最险恶的形势；外交上最险恶的形势，到日本占领青岛，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而极。今要说明此事，且先回顾五口通商以后，外交上形势的变迁。 从五口通商以后，外交上的形势，可以分作几个时期。五口通商以后，可以称为强迫通商时期。从这一役以前，中国人从未在条约上确认外国人的通商；即或有时许之，而随时撤销之权，仍操之于我。如恰克图的中俄通商，屡次停闭是。乾隆五十七年的《互市条款》，开口便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苦；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再失和，罔希冀开市。”仿佛允许通商，出于中国特惠的意思——到这一次，才以对等的资格，和外国订结条约，许其通商。从此以后，便负有条约上的义务，通不通不由得我国片面做主了。所以从大势上说，自此以前，可以说是外国人极要和中国通商，而中国人很不愿意的时代。酝酿复酝酿，毕竟出于用兵力强迫。这一役，可以算是外国人强迫中国通商，达到目的的时代。第二期，可以称为攫夺权利开始时代。便是咸丰八年、十年两次的条约。这两次条约，轻轻地把“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河航行”，都许与外国了（教士到内地传教，吾人原不敢以小人之心度人，说这是外国借此来侵掠中国的；然而在事实上，却开出后来无穷纷争之端）。而且订下最惠国的条款，使后来丧失一种权利给一国，便是丧失一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