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直接结果是使中国人民普遍感到从重压下获得解救。但在政治上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它带来了种种使政府极难处理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 至于安阳的出土物，我们已把它从四川安全运回到日本军事占领期间曾被辟成展室的南京所址。战争初期尚未竣工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大楼，也曾为侵略军占据，成为他们在南京的指挥中心。日本投降后我们返回了南京，发现这个都城完全成了陌生的城市。 除早期离开研究所的人外，战争期间那些在李庄工作过的人，几乎都回到了南京。战后几年形势变化很快，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员也经历了不少变换。董作宾应邀赴芝加哥访问。我本人也被任命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视察战后的形势。但我是那些最后决定集中精力研究安阳出土物的人之一；总的来说它们或多或少仍保存完好。其他同事都依个人的需要作出了决定。正是在此时，我着手拟定一系列详细研究古代中国青铜器的计划，当然以安阳出土物作为我研究的起点。为了珍视时机，我拒绝了外部所有的聘用，包括我任职近十年（应为14年。——译者）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的职务。 自从李庄染病后一直未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战后没回南京；由于各种原因，他要求回北平休息。北方的气候较干燥，朋友们认为这适合他养病。他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北平和天津度过的，这就使朋友们赞成他回北平养病。 董作宾赴美国，梁思永回北平，在南京的高年资成员中只有我了，于是我下决心继续研究安阳出土物。幸运的是有几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