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办杂志、译小说

《生存,并不是苟活:鲁迅传》·许寿裳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 它的病根何在了?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说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这特殊的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家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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