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抗战史料之搜集、鉴别与编次 笔者编次战史既竟事，搁笔凝想，从头细看；这毕竟还算不得史家之笔，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部战史长编而已。章实斋说：“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梁启超说：“《史记》本诸《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书》本诸《史记》，何尝有一语自造？却又何尝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话熔铸成自己的话，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队伍如故，旌旗变色，此为最上乘之作。”）笔者着笔之初，也颇想守史家成法，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准则；可是纵笔所之，每多个人描写与论断之语，以史论之法治史，论史者或认为方法不甚谨严。当代大史家屈勒味林氏（G．M．Trevelyan）自序《英国史》，谓：“欲以数百短页而囊括英国史的全部，不流为一部教科书，即难免成为一篇长论说。本书采记事式的体裁，依年代的顺序，叙述要人大事的经过；同时又不忘以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及海外事业为根据而论列到社会发展的种种。由前者言，本书尚未脱教科书的模样；由后者言，则本书又类似一篇长论。”我们自己检讨这部战史的风格，也正如他的自评呢！ 中日战争，严格来说，应当从“九·一八”说起；不过两国之间，进入全面战争，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而日本军人本之于自大的心理，把一切对中国的战事都称之为“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才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称之为“圣战”。笔者于“九·一八”事变后，曾逐日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