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五十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筦”,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恪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称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