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　达延汗

在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时，北元对明朝的威胁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关键，全在于丢了河套。英宗土木之变，使得“京军”的精锐化归乌有；复辟以后，元气始终未复。到了天顺六年，翁牛特部的部长毛里孩等人，便先后进出于河套（绥远黄河南岸，今天的鄂尔多斯各旗所在地）；其后，在宪宗成化五年，来了以后便不肯走。 王越在成化九年，突袭北元各首领留在红盐池的妇孺老弱，使得他们一时稍存顾忌。然而，未出十年，河套又成了蒙古人的牧地。 余子俊在成化十年所筑成的边墙，保障了今日的陕北。但是它的功用，是帮助守，不是帮助攻。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余子俊可谓尽了最善的努力。 北元的达延汗在成化十五年即位，年方五岁，国事掌握在他所接收的“太太”，亦即满都鲁可汗的寡妇之手。夫“妇”二人以太太娘家土默特部的兵为主力，对瓦剌作殊死战，战到成化二十一年瓦剌的领袖亦思马因去世，才获得胜利。 三年以后，明孝宗弘治元年，达延汗遣使与孝宗通好，自称“大元大可汗”。达延汗的“达延”二字便是这“大元”二字的讹译。明廷在答报的文书上，只肯称他为“伯颜·猛可王”。 《黄金史》与《蒙古源流》，均说他的父亲的名字是“巴延·蒙古”，而他自己是“巴图·蒙古”。是不是这两种史料有误，或明廷“父冠子戴”，待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弘治元年和明廷建立友好关系的，是达延汗，而不是他的父亲孛罗忽。孛罗忽被逐于满都鲁可汗，是在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孛罗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