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人，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罢。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已。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