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用文化眼光看商秧

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严酷的政治原则行政的标本。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曾经夸奖他：“（商）鞅一切不顾，真是有豪杰胸胆！”然而，商鞅对于文化的冷漠，也长期受到了历代文化人的批判。而儒家学者对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门户之见而予以轻视的。 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说，商鞅是用“三术”说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又说，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凶人”的说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倾向的。“三术”的说法，大概比较客观。那么，什么是“三术”呢？按照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是“王”、“霸”和“富国强兵”之术。这样看来，如果说商鞅有“理论”的话，他的“理论”，应当是以这种“术”作为结构主体的。而这种“术”，其实只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追求短期实效的一些具体政策而已。唐代人颜师古解释《汉书·武帝纪》的内容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说法。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的有罪的人，但是缺点是偏于严厉苛刻，不注意以宽厚之心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后来有人还说，秦国在道德方面名声不好，受到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有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的说法，商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朱熹也曾经批评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切地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也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国力的强盛，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