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汉武帝时代，汉王朝经历前此六七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文化灿烂，人才辈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这就是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1]的情况。 司马迁生长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以“近乎卜祝”的卑微的史官地位，出现于这些人才中间，岂但以“文章”著名而已。他实在兼有数家之长，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伟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固然有其永久的、崇高的地位，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应有其一定的、不可磨灭的地位。他的伟大著作《史记》是这样一种优异的作品，以致二千年来成为无数的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不断学习的榜样和追攀的峰顶，它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应是世界人民的文化宝库里光辉的一份。 司马迁的坚持实践和理想的精神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他的实践精神，表现在他的一生几乎游历了伟大祖国的广阔领土的全部，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现实知识和历史知识，以致成为他的伟大著作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他的理想，表现在他坚持以生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表明客观社会的变化发展和善恶是非，而当这一理想遭到严重的、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