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恬武嬉的局面

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是内除忠臣，外谋妥协，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因此，一切中兴大计，皆置之度外，而日以排除异己，援引私党为务。当时应天府丞郭维经曾上书曰： 圣明御极将二旬，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丝毫未举。今伪官纵横于凤、泗，悍卒抢攘于瓜、仪，焚戮剽掠之惨，渐逼江南。而廊庙之上不闻动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务盈庭而议。乞令内外文武诸臣，洗涤肺肠，尽去刻薄偏私，及恩怨报复故习，一以办贼复仇为事。［1］ 给事中陈子龙亦上书曰：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涾，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2］ 由此看来，当时并非无明达之士，见危知惧；惜官卑职小，其言不足以耸听闻。以当时之形势而论，福王政府之首要任务应该是致全力于军事措置，以准备迎击清兵之攻势。首先应将江北四镇的军队扼河而守，据淮为阵，以进窥河北之势，作退守中原之计。其次应将闽军开赴苏、皖沿江，以扼长江之险，作保卫南都之备。再次，应将左良玉驻屯武汉之三十六营调赴河南，北伐中原，以大张明朝之声势。尽调何腾蛟之湘军出屯武汉，与袁继咸之赣军相为犄角，以巩固长江上游之防守。再次则应调集粤、桂、黔、滇之军，北向中原，以为后续的部队。最后，则应号召沦陷区域的人民，武装起义，从敌人的后部发动战争，以响应明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