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随笔》卷上

泸溪县知县顾奎光撰 董仲舒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言其义例无穷，不可执一也。夫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义有变通，而例多拘碍。说经者不因经以求义，乃立例以释经，宜其勉强傅会。” 《春秋》言 “修” 者，所以不殁鲁史之旧；言 “作” 者，所以特着圣人之功。 吕大圭论《春秋》有达例，有特笔。所谓特笔，则是非褒贬所在也。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如书 “天王狩于河阳”，便是旋干转坤之笔。左氏记事，直叙周郑交质，岂复存得君臣名分？ 朱子曰：“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之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却恐不然。” 又曰：“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读《春秋》者宜本此意观之，属辞比事，意义无穷。不然，褒贬只是一事，便结煞无余味。” 程子言：“《春秋》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春秋》直书其事，而常责夫被侵伐者。” 此语未允。当时天子仅亦守府，上告何益？方伯失职，即齐晋为霸主，是非曲直未必尽公，邻国之近者皆有狡焉启疆之心，诉之方伯，赴之邻国，亦何益？小国困敝，阽于危亡，非与之战，则坐见削弱、俘执耳。既被侵伐，复受咎责，何以服其心乎？窃谓其国有自取侵伐之理，不能反己自责，忿而与战，则责被侵伐者可也；不然，则当责擅侵伐之人。如齐人灭遂，而齐人殱于遂，必无舍齐而责遂之理也。孙觉言：“防盟则以主防为首，侵伐则以主兵为首。” 斯为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