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汉之哲学

汉兴时，儒生如叔孙通之流颇得信用。儒家重“辨上下，定民志”，故叔孙通所定朝仪使汉高祖叹赏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那时的儒生眼见叔孙通“得君行道”，都以为“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叔孙通不但制定朝仪，还制定了汉朝的“宗庙仪法”及“汉诸仪法”，在儒家发达史上，要算第一个大功臣，理该配享孔子！ 但是那时的儒生，在政治上虽占势力，在思想界却比不上“道家”。汉初的功臣如张良的“学道，欲轻举”，“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又造出“圯下受书”，“谷城黄石”等等邪说，便隐隐的种下了汉代的“道士的宗教”。同时的曹参尊重“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行“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道。文帝实行薄葬短丧，也不是一个儒教信徒。文帝的窦皇后，最好“黄帝老子言”，故“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安招致方术之士，著书二十一篇，为道家最完备的书。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本传》）。当时的学者如司马谈之流，极崇拜道家，以为兼有诸家的长处。所以我们可说汉初的一百年（高帝至武帝），是道家发达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元年，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诏可。五年，置五经博士。后来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竟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此事不知在何年）从此儒学成为“国教”了！但无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