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黎文集第二卷·释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诏拜国子博士，始进见今相国郑公。公赐之坐，且曰：“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今为我写子诗书为一通以来。”愈再拜谢，退录诗书若干篇，择日时以献。 于后之数月，有来谓愈者曰：“子献相国诗书乎？”曰：“然。”曰：“有为谗于相国之座者曰：‘韩愈曰：相国征余文，余不敢匿，相国岂知我哉！’子其慎之！”愈应之曰：“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南者凡三人，独愈为先收用，相国之赐大矣，百官之进见相国者，或立语以退，而愈辱赐坐语，相国之礼过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业彻相国左右者多矣，皆惮而莫之敢，独愈辱先索，相国之知至矣：赐之大，礼之过，知之至，是三者于敌以下受之宜以何报？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适于用之谓才，堪其事之谓力，愈于二者，虽日勉焉而不逮，束带执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见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夫敖虽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不善交人，无相先相死之友于朝，无宿资蓄货以钓声势，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乘机抵巇以要权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丧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骂詈者，则有之矣，而愈人知其无是疾也，虽有谗者百人，相国将不信之矣，愈何惧而慎欤？” 既累月，又有来谓愈曰：“有谗子于翰林舍人李公与裴公者，子其慎欤！”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访焉，以为政于天下而阶太平之治：居则与天子为心膂，出则与天子为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