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体论

古今论治者不过曰寛与严而已。然寛非纵弛之谓也，而世之尚寛者则流于纵弛；严非惨刻之谓也，而世之尚严者则流于惨刻。反是则曰寛，当施之所当寛之地，严当施之所当严之人，遂以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军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寛之所当施也，自古之所以为天下患者，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镇也，权臣也，是严之所当用也。东周之寛能施于强暴之诸侯而不能及于匪风下泉之民，秦人之严能施于闾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马奸謟之軰，宣帝之严能施于赵盖韩杨而不能施于许史之徒，元帝之寛能用于弘恭石显而不能用于堪猛望之之类，是皆寛于其非所当寛，而严于其非所当严也。其说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强臣藩镇固当律之以严，而军民士大夫之心亦岂徒寛者所能系属哉？盖寛者仁意浃洽之谓，严者纪纲整肃之谓。仁意之与纪纲二者并行而不相离，则不待立寛严之的而治体固已定矣。圣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为本，而其施之于政，则必有纪纲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仁意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頺敝不举之处，人之惠于我者，亦得以广博周遍，而无间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于不嗜杀人，而至于言仁政，则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其意正谓此也。我朝治体之所以逺过汉唐者，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易牙专恣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