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尝试集》·胡适
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1130-1200),一个是王阳明(1470-1528),一个是戴东原(1724-1777)。 朱子的学说笼罩了这七百多年的学术界,中间只有王阳明与戴东原两个人可算是做了两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传,他的学说有两个方面,就是程子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袭着道家养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来的,是完全向内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用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这是科学家穷理的精神,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贡献。 朱学盛行之后,大家崇拜朱子,却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于提倡致知穷理;明儒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这种奴隶性质的迷信养成以后,谈致知的只死守朱子的专注,谈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学先生。 所以王阳明起来,索性把格物致知的一条路子封闭了,索性专做向内的工夫。朱子说的致知是要“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说的致知是“致良知”,是致那不学而能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会错的。 王学盛行之后,什么人都可以高谈心性,什么格物穷理的话都成了陈腐之谈了。王学之中,确然也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但王学实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学问。 戴东原生于朱子的本乡,跟着朱学大儒江永(1681-1762)做过很深的朱学研究,他的学说最…

本章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