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多余的话》·瞿秋白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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