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标准与尺度》·朱自清
黎锦熙先生提倡国语的诵读教学,魏建功先生也提倡国语的诵读教学。魏先生是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的事写信给我,说“台省国语事业与国文教学不能分离,而于诵读问题尤甚关切”。黎先生也曾说“训练白话文等于训练国语”,因而强调诵读教学。黎先生的话和魏先生的话合看,相得益彰。在语言跟国语大不相同的台湾省,才更见出诵读教学的重要来。国语对于现在的台湾同胞差不多是一种新的语言;学习新的语言,得从“说”入手;但是要同时学习“说”和“写”,就非注重诵读教学不可。 诵读教学在一般看来是注重了解和写作,黎先生的意见,据报上所记,正是如此。魏先生似乎更注重诵读对于说的效用,就是对于口语的效用。这一层是我们容易忽略的。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语,一般的倒是从诵读入手,这是事实。照念的“说”出来,虽然不很流利,却也可以成话。这可见诵读可以帮助造成口语。但是我们学习国语,一般的是从“说”入手。这原是更有效的直接办法。不过在台湾这种直接法事实上恐怕一时不能普遍推行,所以就是撇开“写”单就“说”而论,也还得从诵读入手。我猜想魏先生的意思是如此。 我因此却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国语”的问题。胡适之先生当年写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两个语。他说“文学的国语”要由“国语的文学”产生。这是不错的。到现在三十年了,“国语的文学”已经伸展到小公务员和小店员群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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