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大的气派

——英雄的时代要求英雄的表现 本文见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国《土曜文学评论》，专栏作家多罗色·汤姆生女士（Dorothy Thompson）作。 我读罗素·达文鲍特（Russell Davenport）《我的国》时，自己有一种观察，从这种观察想起了许多话。这种观察就是：五年前达文鲍特不会写这篇诗，五年前批评家会将它撕成碎片，说是“过甚其辞”，“主于劝教”，“火气太大”。这种观察可与事实配合起来看——事实是这篇包罗万象的长诗一星期销到两千本，学生、工人、商人，抢着读，读时满眶眼泪，和我一样，他的心里充满了感谢。（译者别有一文介绍《我的国》，见《时与潮文艺》三十四年三月号，又杨因翰先生有全译本，中外出版社印行。） 还有些值得观察的别的事。巴黎解放后开秋季沙龙时，青年巴黎艺人反对皮卡梭（Picasso）的画，叫着“解释！解释！”他们要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解释的是什么呢？照我看，在法国困难之后，他自然还该像从前一样作画。他的“古尼卡”那幅画是一变；这位近代的天才企图在画布上描出生活的面目的可怕的表现。但是法国民族经过种种剧烈的忧惧，内外生活根本动摇，皮卡梭却还凭着他在战前、占领前的同样的神秘的智慧回到他们当中，那自然是不够的。 假如我可以在艺术范围外举别的例，我要举我自己。在这一回总统竞选中我有过一回演说，据说很惊人；演辞发出五十多万份，还有要的。在五年前我不能也不会有这番演辞。感动人，并且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