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戈公振先生

记者提笔含泪写着这篇《悼戈公振先生》的时候，正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中国殡仪馆哀送戈先生大殓以后。为中华民族，为新闻事业，为个人友谊，想起他都不胜其凄怆悲痛。回忆戈先生于十月十五日下午由海参崴乘北方号到上海，我和胡仲持先生同到码头去迎接他，握手言欢，历历犹在目前，谁能想到七天后就在他的弥留榻前，和他惨然永诀！ 我在码头上和他见面的时候，就感觉到他容颜苍白，和他往时的红润丰采迥异，精神也很萎顿，在当时以为只是旅途劳顿，而且在途中晕过船，所以这样疲乏，到后稍稍休养，便可无碍。他自己也对我这样说。我问他在船上夜里睡得怎样，他说夜里睡得不好，总要到东方既白，才在朦胧中睡着片刻。其实他此时已有了病，他自己不在意，我们也只想到他的长途辛苦，不曾知道他有了病。他在海参崴将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个电报，说乘北方号回上海，可于十六日到。我在十五日打听该船于十六日何时可到，才知道在当日（即十五日）下午四时半即到。仲持先生和他是《申报》旧同事，原和我约过一同去接他，我便临时匆匆通知了他，同向三马路外滩跑去。当时因戈先生的许多亲友都不知道轮船当天即到，所以到码头去接他的就只有仲持先生和我。 轮船湾在浦东，我们雇了一只小汽油船把他接到海关码头后，因等候行李，三个人就在那里谈了两小时左右。他孜孜不倦地问着上海报界的最近情形，一点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疲倦。我请他在那里的板凳上坐坐，他略坐了一会儿，又立起来，询问上海报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