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再版后记

人到暮年，重读这些小品文，依然似青年时血气旺盛。我曾负笈海外，学习一种“死”文字、“死”文学。1934年归来，四年间为职业奔波，很是狼狈。1937年回到故乡，在一个学园里觅得两点钟书教，计件工资只有三十二元。后来被雇为专任教师，发薪后不立即把“法币”“金圆券”换成七钱二分重的“龙洋”“袁大头”，就得喝西北风。贫病交加，只靠写些小文章以救燃眉之急。这种劳什子在当日乃是“无价”之物，有时候还要倒赔。1936年我和朱光潜、谢文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各出资十元，在成都创办《工作》半月刊，由之琳编辑。这个集子中讲述古希腊人抗击波斯军的史话等篇，便是在这个刊物上做补白之用的。当时戴望舒在香港编《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我便一稿两投，获得救济。 当然，我在重读的时候，同时也感到喜悦，那古代的光华、那明丽的风光、希腊人的好客情谊，时萦脑际。据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说，甚至痛苦的回忆也往往是甜蜜的。 这本小书曾于1943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编入《青年文库》丛书，印数不多。当时的出版界和我的境况差不多，能把书印出来已是幸事，不能对它抱有奢望。此后数年，个人的命运依然如故。直到解放后，我的生活才安定下来，真是感激涕零。“文穷而后工”，是诡辩派的逻辑，全然不可信。鼓励我写这种小文章的，是20年代诗人朱湘，他的遭遇是：文穷而后拙，而后腹内空空，而后望月投江。 《希腊精神》原是一篇见面礼演讲，我曾在四川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