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一周期性的乱 在此特殊构造的社会中,一个人时时都需要一种自反的精神,如我上文所云向里用力者,这是为了他自己,亦是为了社会。社会秩序不假强制而自能维持,盖以其形势照然,人们各知自勉于此,且已习惯成自然也(习惯未成时社会构造亦未成)。若还不够,则有士人为之表率,为之指导点醒。一句话:这就是倚重于理性及礼俗以为治。因它既缺乏两个强大威权——宗教、国家——之任何一个,则舍此更有何道?知治世之所以治,即知乱世之所以乱。历来大乱之所由兴,要不外“人心放肆”那一句老话。人心放肆即不易尊重对方,更不易节制自己,皆有悖于治道,这固是一层。更要紧的,乃为人心放肆便是其礼俗失效之征。礼俗实为此社会构造社会秩序之所寄托。礼俗之效,最上者在有所兴起,其次则给人一限度不使逾越。这虽没有一权力机关监督执行于上,却有社会舆情为之制裁于后。人心放肆,小之可见社会制裁渐已失效,大之则征明社会制裁已经没有了。到此地步,还有不乱的? 人心放肆,则天下将乱,这在有心而阅历多的老辈,感觉上非常敏锐清楚的。然而每临到某一时期,放肆辄不能免。此可从三方面见之:君主一面,民众一面,士人一面。其所以流于放肆,殆皆有从乎事实所不得不然者: 一、君主一面——历代创业之主,多半来自民间,习知民间疾苦,社会情伪。他自己天资又极高,明白如何自处如何处人之道,自然不生问题。及至传了几代下来,天资浸已平庸,又生于深宫,长于妇人女子之手,于外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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