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前茅》、《恢复》等诗集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于一九二三年出版了诗文集《星空》，其中所收诗歌散文均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日本和上海两地所作。这正是“五四”高潮已过，国内政局混乱，新的革命运动尚在积极酝酿和准备的时期。几度返国的诗人在目睹了灾难重重的祖国、倾饮了人生的“苦味之杯”以后，思想感情处在极端矛盾中。他一方面对现实有更深的憎恶和不满，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要求对社会作彻底的改革；另一方面，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泛神论思想出发，他又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界里找寻暂时的逃避和慰安。《星空》中的诗篇，清晰地反映了诗人当时思想感情上的这种矛盾状态。 在集首《献诗》里，诗人自喻为一只“带了箭的雁鹅”，象“受了伤的勇士”一样“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想从星空的“闪闪的幽光”中得到“安慰”，然而美丽的星空也闪烁着“鲜红的血痕”，含蓄着“沉深的苦闷”。在《南风》里，他看见了海畔松林里一幅“典雅的画图”，而“回想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里，则假借逃避现实的伯夷的嘴，吐露了自己对“堕落了的人寰”的深深厌严，渴慕“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正是这些，反映了诗人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彷徨和苦闷，也使得《星空》减少了《女神》那种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但是《星空》仍有与《女神》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便是诗人对于“血海”似的旧世界的愤怒，对于舍己为群的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