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民序

英國的歷史家韋爾斯，於今年春間，發表一篇文字，同情於中國革命，而警告歐洲人，內裡說及歐人之瞭解中國，決不如中國人之瞭解歐洲，大意歐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說話的幾個新聞通訊員，他們耳目既然狹隘，而帶了著色的眼鏡觀察，更其靠不住，至於中國人呢？卻是一年一年許多留學生到歐洲，受學校的教育，和社會接近，經過長期的體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這一種比較的批評，認為公允，幾乎令歐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譏，中國人也覺得非常悅耳。不過我們一搜查中國留歐學生關於批評歐洲有系統的研究較為成器的著作，好像還未出世，中國人對於韋爾斯的公道評論，就怕要暗暗叫聲慚愧。 不要說歐洲，就是日本，我們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風俗習慣是相去不遠的，留日學生較之留歐學生，數量要多十幾倍，而對於日本，也一樣的沒有什麼人能做有價值的批評的書。從好的方面說，小心謹慎，不輕於下筆，也是有的。從不好的方面說，就無異表示我們學界科學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說，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現在《日本論》一書，就是季陶十幾年來做他所志願的工作寫出來的結晶。我前十年聽見宮崎寅藏和萱野長知兩個日本同志說，戴先生作長篇演說的時候，他的日本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