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新宗教之酝酿与成熟

一、新宗教之酝酿 南北朝二百余年间是佛教渐渐酝酿成为中国的新宗教的时期。西僧开始有系统地介绍佛经，中国僧人也开始远去印度研究佛理，并大批地运回佛经。 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高僧，影响很大。他译出约三百卷佛经，“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魏书·释老志》）。法显是中国僧人西行的代表。后秦时，法显从长安出发，经敦煌，渡流沙，逾葱岭，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天竺。他克服种种困难，学习梵语梵文，抄写佛教经律，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经。历时十五年，他才从海路回到祖国，译出所获经典百余万言，并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 中印文化交流最盛的时期，除佛教之外，各种所谓外道也间或流传到中国。 佛教地位日高，因而时常与政治势力发生冲突。 二、辩教 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个鬼影紧紧随着它，这就是道教。道教对佛教一方面模仿，一方面攻击，它自己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灵魂。 这个怪现象可说是中国对外来文化势力所起的一种自然反应。佛教当初势力微弱，中国的态度几乎完全是放任的。但到南北朝时佛教已发展到一个不可侮的程度，至此传统文化方才感到威胁，因而开始反攻。反攻最厉的就是道家，同时自王充以后大盛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也加入排外的阵营。 生活在魏晋时期的杨泉用他的元气说解释人的形神关系，他说：“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