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学的变迁

我国史名，肇自黄帝，黄帝立史官，命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逮及春秋，各国皆有史官，鲁有太史，齐有南史，楚有左史，晋有太史及左史，卫有太史。可见我国有意记录之史，实始于王室的史官；而史官的建置沿革，虽不敢确言始自黄帝，然从现存的金文甲文诸遗迹去考证，则最迟至殷代已有史官，实可深信无疑了。惟古代的史名，至不一定，有谓史为坟、为典、为书者。西周以后，又名春秋，如墨子引燕的《春秋》、宋的《春秋》、齐的《春秋》、周的《春秋》，（见《明鬼篇》下）又说吾见百国春秋（《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申叔时亦说教太子箴以《春秋》（《国语·楚语》）；司马侯亦说叔向习于春秋（《国语·晋语》）。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及孔子所见的百二十国宝书，虽无史名，实则皆属史书。盖我国史学，原为官名而渐假借为“历史”的“史”。迨到汉魏以降，史官的制度虽间有改革，而史官的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精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的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因此三千年史籍，常以此等史官的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然以专才供职，卒致史学形式上的完备为世界各国冠。梁启超先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