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八年前的暑假，丽君才十八岁，跟着父母到牯岭租了一家西洋人的房子，在那里度夏。丽君的父亲姓朱名伯年，是柏林大学出身的化学博士，伯年的性质非常顽固。因为他的专门是化学，每遇着友人和学生，都高唱他的化学救国论。后来有一个学物理的友人忠告他说： “单靠化学如何能救国呢？” “那就改为理化救国论吧。” “单提倡物理化学两门还是不行的。” “那，自然科学救国论是千真万确的了。” 象伯年一类的理化学者是这样顽固的。所以他对于他的女儿的教育。也是一样地顽固。 一天在山顶起了濛雾，相距五尺，便看不见人了。朱博士一家人，当然不敢出去散步了。朱太太在她的房里清理丈夫和女儿的衣裳。朱博士在他的书房里准备下学期的讲义。朱太太把衣服清理了后，便走到丈夫房里来。 “又在编讲义了么？使人看见都头痛啊！每年由春到冬，总是这样东抄抄西抄抄，抄了十多年了，还抄不完么？何不拿去出版呢？永久可以用作教科。” “你姑娘婆婆们懂得什么！每年都要添加些新材料才算是好的讲义。并且我这部讲义是秘本，发表了后，我们靠什么吃饭呢？” “丽儿呢？没有到这里来过么？” 朱太太不再谈化学讲义的事，想向丈夫提出女儿的事来讨论。 “不在她房里么？” “我去望了望来，没有在她房里……” 朱太太说了后，又叹了口气。 “外面这样大雾，也出去散步了么？” “又出去了吧……” 朱太太想把自己的猜疑，——在昨天有几分证实了的怀疑，——对丈夫说出来，又怕丈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