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经济的界限

近来常蒙读者寄示关于批评本刊或记者个人的言论，记者一方面对于指教者之殷切，不胜感谢，一方面对于指教者的诤言，亦无不虚心考虑，尽量容纳，间有出于别有成见，则听诸社会公判，不愿多所词费，或系出于误会，则亦根据事实，径函解释。最近又承一位热心读者寄示某报一张，中有一文，题曰：《（生活》周刊之今昔》，劈头就说： 邹韬奋主办之《生活》周刊，以立论之清隽犀利，年来甚受普遍的读者欢迎，闻其销数已达十余万份，骎骎乎与新、申诸大报相埒，邹韬奋亦由一清贫之文人，一跃而为大红特红之时代名人，筑洋房，拥艳妻，出入以汽车代步，举止豪阔，匪复吴蒙。 该文接下去就引记者在本刊第十六期所作《艰难缔造中的〈生活日报〉》一文里所提起的本刊最初艰苦备尝的一段事实，引了之后，接着说道： 于此足见邹氏之得有今日地位（此处原注：月入数千圆），未尝不惨澹经营，历尽坎轲者，而该周刊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之成绩，信不能不令人叹服…… 记者看了这两段话，初觉既是出于误会，本想径函答复，略作解释，继而觉得该文含有两点颇重要，似有提出申论的价值：一是公私经济的界限；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值得以个人私利为对象而向前努力？ 该文一方面叙述本刊的发达，同时即接着断言记者“筑洋房，拥艳妻，出入以汽车代步，举止豪阔”，是直好像本刊的公款收入就是记者私人腰包的丰满，公私经济是可以没有界限的。其实本刊的收入须用于本刊自身的事业上面，与记者私人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