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周作人书信》·周作人
木天兄: 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论国民文学的信,我觉得对于你们的意见能够充分了解。传道者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想这本来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不过是民族主义思想之意识地发现到文学上来罢了。这个主张的理由明若观火,一国的文学如不是国民的,那么应当如何,难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遗老的么?无论是幸不幸,我们既生为中国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汉族的短长及其运命。我们第一要自承是亚洲人(“Asiatics”!)中之汉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类中汉族所应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们不自菲薄,不自认为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国人里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独立,学术文艺上也受了影响,没有新的气象。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民族的一针兴奋剂,虽然效果如何不能预知,总之是适当的办法。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这个结果是凡本国的必好,凡别国的必坏,自己的国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争战是天下之正义,而犹称之曰“自尊心”。我们反抗人家的欺侮,但并不是说我们便可以欺侮人;我们不愿人家抹杀我们的长处,但并不是说我们还应护自己的短。 我们所要的是一切的正义:凭了正义我们要求自主与自由,也正凭了正义我们要自己谴责,自己鞭挞。我们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