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白茉莉

别搞错。我仍是共产党员。就算你用手枪抵著我的脑袋问我同一句话，我也还是这么说。自重的人必须守信。我不急著写自白书求饶。但是你若有兴趣，我要告诉你我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事情很复杂，远比你想像中复杂多了。 我要声明，这个故事可没有贪生怕死这回事。事实上，故事开始的那段期间，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被公开处死。那是一九二七年，将近四年前了。那时候你若停在公共场所看墙上的报纸，总会听到黄包车夫在背后聊天。他们正在谈当天处决人犯的事。谈话内容可能是这样： “今天砍了二十七颗。” “只有二十七颗?” “只有二十七颗，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嫌不够，我就把你的脏脑袋割下来，凑成二十八颗。咔嚓!”你仿佛看得见那人把手掌边缘当作利剑，要砍同伴的脑袋。但是另一位黄包车夫不闪也不躲。他说：“不妨事，不妨事，不过是个碗大的疤。” 次年是一九二八年。当局不再在公共广场将犯人斩首示众，改押到识字岭公墓去桧毙，每次枪毙一两个。过了一段时间，长沙慈善委员会就在那儿立一道高高的石碑，上面刻著：“绞斩炮亡脱苦界，低头礼佛得生机。” 真是谎话，真是虚伪!难怪马克思说宗教是民族的鸦片烟。主持善事的先生说他们给死刑犯带来安慰；但他们却鼓励死刑犯乖乖当待宰的羔羊。你也会恨那些黄包车夫，气他们迟钝和无知，他们任由军阀和卖国贼掌握他们的命运，使大家永远陷在耻辱和贫苦的深渊。他们耻笑那些想救他们的人，调侃那些在奋斗中丧命的志士。现在你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