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

《我的生活》·冯玉祥
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一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景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迤,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同志来,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蒋先生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他谈蒋先生人格如何伟大,为人如何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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