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虽然我因为考虑妇人问题，归结到“女人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才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志过活”（一九一八年十月论《爱的成年》），但是文学上所讲到的，还是很空洞的人类。这不只是《人的文学》是如此，便是在一九二〇年我给少年中国学会讲演的《新文学的要求》，也是那样的说法，结末处云： “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我给少年中国学会先后讲演过三次，都是邓仲澥（后来改号中夏）高君宇二君来叫我去的，末后两次不记得是讲什么了，但大抵总是这一类的话吧。我除了写些评论之外，尤着力于翻译外国“弱小民族”的作品，在民国以前结集在《域外小说集》里，民国七八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结集为《点滴》——后来改称为“空大鼓”，其后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则编为《现代小说译丛》，始终是一贯的态度。当时我在《点滴》的序文上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