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吕思勉
太古的社会,情形毕竟如何?古书所载,有说得极文明的,亦有说得极野蛮的。说得极野蛮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注21说得极文明的,则如《礼记·礼运篇》孔子论大同之语是。二说果孰是?我说都是也,都有所据。 人类的天性,本来是爱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则不能无争。而生活所资,食为尤亟。所以社会生计的舒蹙(cù),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渔猎时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时代,生活虽稍宽裕,而其人性好杀伐,往往以侵掠为事。只有农业时代,生计宽裕;而其所做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能产生较高的文化。 古代的农业社会,大约是各各独立,彼此之间,不甚相往来的。老子所说:“郅(zhì)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所想象的,就是此等社会。注22惟其如此,故其内部的组织,极为安和。孔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会。内部的组织,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间,自然没有斗争。这就是孔子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就是所谓“大同”。假使人类的社会,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的扩大联合起来,再谋合理的组织,岂不是个黄金世界?而无如其不能。有爱平和的,就有爱侵掠的。相遇…

本章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