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当代中国史学有一个继承传统和革新传统的问题。这在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上，尤为突出。 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这种构架，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初见端倪，中经发育与完善，到50年代末基本定型并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规范，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1 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体系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形成，乃至新的学术体系出现，本质上都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而每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则又凝聚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自辛亥以来，中国政局纷繁复杂，人民生活在社会动乱和连年混战之中，这就迫使人们把观察政局变幻作为观察国家治乱兴衰的主要动因。于是以政治史作为"资治"的史鉴，也就成了社会共识。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起戊戌维新，下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东北军易帜，叙述了30年来中国政局政情转换变化的历史。 李著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颇大，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从历史上寻求社会安定之方的心理，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政治斗争的因果关系为主线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如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李鼎新《中国近代史》等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著的是1935年商务版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下二册。此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史观为核心，记述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政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