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邵阳魏源在其所撰「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一文中述总兵柴大纪罹祸之故曰：『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橐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我从前读到这段文字，总不明白魏氏何所据而云然。现在纔知道他是根据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十二月十六日廷寄上谕中乾隆皇帝为柴大纪辩护的话（见本书卷五、六五号上谕）。原文冗长，魏氏撮述其辞曰：『上以大纪固守孤城逾半载，非得兵民死力，岂能不陷？若谓诡谲取巧，则当时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粮食垂尽，原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词，岂不益缓援兵？大纪屡蒙褒奖，或稍涉自满，于福康安前礼节不谨，致为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 足见魏氏全凭上谕中所说礼节不谨的话来说明柴大纪的致祸之由。我觉得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我认为福康安在诸罗解围之后，立即奏劾柴大纪的缘故，全在满汉畛域之见的太深。 柴大纪困守危城，不肯撤退，使皇帝览奏堕泪，屡加褒奖，竟由总兵升任提督，加参赞、封义勇伯；甚至亲制诗章，手书颁赐。这些荣宠，固使满洲将领为之侧目；而恒瑞、普吉保之流又因援应无功，屡遭申斥，几难自保。恒瑞是福康安的亲戚，福康安要为恒瑞帮忙，就不得不先对柴大纪施以打击。可是在福康安初劾柴大纪时，皇帝却说：『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祗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见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