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厦门和广州

当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后不久，政治还是那么黑暗。我们料想：中国的局面，一时还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难于忍受的。恰好这时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教书，换一个地方试试也好吧，鲁迅就答应去了。其时我刚在暑假毕了业，经过一位亲戚的推荐，到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 临去之前，我们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我们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棋的行动，对自己经过一时期的斗争，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最低限度，例如至少有半年不挨饿的预备，再斗争起来，胆就会更壮些，力量会更充足些。因此我们就相约了做两年工作再见面的打算，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这是《两地书》里面没有解释清楚的。 抱着美好的幻想到了厦门，头一个遇到“双十节”，当时使得鲁迅“欢喜非常”。是因为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对某一件事的思想有了不同，则感情上也自然产生爱恶两样极相反的态度。鲁迅在北京，对过年的鞭炮声也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较：“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