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二十五年前，抗战第二年，我在浙闽沿海一带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举行科学宣传周，也参加了开幕式。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要我对青年学生作讲演。我说：近代中国思想，以“闽学”为主潮，不过，过去七八百年间的“闽学”，乃是朱熹在建阳南平一带所传授的格物致知之学。到了今日，这样的“闽学”还不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闽学”，郑樵（渔仲）的“到自然、到社会中去研究”的“闽学”。（郑渔仲和朱熹时代相先后，都是南宋学人。）我又说到我自己，本来如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家一样，研究考据之学，奉郑康成（东汉末年大经学家）为宗师。古人称郑康成之学为“郑学”，如今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郑学”——郑渔仲之学。这番话，很得贞文先生的赞许。（郑氏原是科学家。）我也举了一些战场上的实例。过了几天，陈仪（公侠）主席邀我谈话，他也提到我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和蒋百里先生相接近。（公侠先生原是百里的好友。）我说我是单不庵先生的弟子，单师也是百里总角之交。我们就谈到他们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 我本来是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工夫，过的是学究生活，抗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百里先生的影响。百里说过：“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见当年《大公报》）他所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