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魏孝文帝的均田、迁都与改革

均田制的起源 自魏道武帝拓跋进入中原时起，鲜卑族以及被他们所征服的部落，已经从游牧经济生活逐渐转入农业经济生活。诚如上节所讲过的，他们开始是“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给耕牛，计口授田”，在平城四周树立起一种生产有机体的村社来。但是这种生产有机体，是在封建制度已经确立、私有经济较为发展的中原地区的塞上树立起来的，它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中原地区私有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因而我们也就可以了解在这种生产有机体中，农业怎样在公有制的残余——主要是土地的共有基础上发展，而又怎样会急遽地转变到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来发展的原因了。这种新树立起来的生产有机体，其剩余生产物，最后是集中到高居于各生产有机体之上的最高君主手里去的，这样，又不得不使拓跋氏的北魏政权以“劝课农耕”，当作他们内政的唯一要务。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公元440—450年）中，太子拓跋晃曾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1]。孝文帝元宏也在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以牛疫，“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2]。这种“计口授田”，“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其实就是北魏均田制的起源。到了太和九年，孝文帝“遣使者循行州郡，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