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康梁（二）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在对学生札记的批语中露出对清廷反抗的态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梁启超（1873～1929）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竟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梁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这是一种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的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反对清廷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梁和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革命的主张。 他的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十一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坚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他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为不愿意他们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