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之政治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之所在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得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得更得体、更恰当的么？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的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这句话，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论到梁任公，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著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