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1] 。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 [2] 。 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我在《独立评论》上所写的纪念“五四”的一篇文章里（见该刊1935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一四九期，《传记文学》十四卷五期于“五四”五十周年特辑，曾转载此文），便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孙公写信向海外华侨捐款来创办报刊［便强调对青年们宣传的重要］。在那封信上中山先生便提到北京学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发，竟能化新观念为力量，便赤手空拳地使反动的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 [3] 。 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五四”以后事实上所有中国政党所发行的报刊——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