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四

《书》曰：诗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诗言志’。” 臣按：此万世言诗之始。先儒谓自有天地万物而诗之理已寓，婴儿之嬉笑、童子之讴吟皆有诗之情而未动也，桴以蒉、鼓以土、龠以苇皆有诗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顺则之谣、元首股肱之歌皆诗也，故曰“诗言志”。至于五子述大禹之戒，相与歌咏，伤今而思古，则变风、变雅已备矣。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而《诗》所以言志也。”臣按：先儒谓此一节言《诗》之自出。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朱熹曰：“事有得失，《诗》因其实而讽咏之，使人有所创艾兴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极，又足以达于阴阳之气而致灾召祥，盖其出于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见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风、雅、颂之正经常也。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夫妇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诗》之始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入兴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矣。” 臣按：先儒谓夫妇之经者孝敬之成也，盖天下之道只从夫妇中出，而夫妇之道又只从中正中来，以此气象事亲则成孝，事君则成敬，由是而人伦厚、教化美、风俗移，皆出于《诗》之功用也…